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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日照锦衣，遍地似金。”90多年来，照金这片英雄之地，传承着红色基因，见证着昔日的峥嵘岁月与今日的乡村繁荣。

照金是陕西铜川市耀州区的一个镇，宜君是铜川市的一个县。宜君在照金的北边，紧挨着延安市的黄陵县。宜君黄土塬的皱褶里，藏着二伯的家。但那里并非二伯的出生地。大伯、二伯和父亲，都出生在不远处的渭南市富平县老庙镇。父辈们很小的时候，跟随爷爷奶奶逃荒，来到了宜君的一个小山村。一家人又累又饿，实在走不动了，夜宿在村外的半截土窑里。第二天，村里有个男人来到土窑前，对爷爷奶奶说，我看娃们实在可怜，我来送些吃的。爷爷忙站起来作揖致谢。男人将一条破旧布袋放在爷爷脚下，打开来让爷爷看。爷爷一下子惊住了：布袋里有十几个黑馍和大约30斤玉米。爷爷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，只顾搓手。出来逃荒几个月，他从来没遇见这么大方的人。只听那男人说，饥荒年月，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。我家的日子还能凑合，能糊住几张嘴，就是缺个娃娃。你们带三个娃娃逃荒，怕是养不活，不如送我一个，给娃留条活路。爷爷这才明白男人为啥送来吃食，顿时耷拉下脑袋，更说不出话来。奶奶将三个娃娃揽在怀里，生怕那男人抢了去。那男人耐心劝说了一阵，爷爷终于抬起头来，看了男人一眼，然后扭头低声对奶奶说，给吧，给吧，给娃一条活路吧。奶奶迟疑了半晌，慢慢松开了手，掩面而泣。爷爷对那男人说，老哥你挑吧。那男人说，我不挑大的，也不挑小的，就挑中间这个。爷爷背过身去，摆摆手说，老二就老二吧，你快领走吧，省得我反悔。爷爷说着，闭上了眼睛，捂住了自己的耳朵，不想听见亲人的哭声。

收养二伯的那家人并不富裕。二伯十四五岁的时候，给地主家放牛。他将牛赶上山坡，自己爬树掏麻雀、攀崖摘酸枣。有天黄昏，该揽牛回家了，他才发现少了一头牛，不敢回家，吓得躲在一处山崖下面，远远听见养父母漫山遍野呼唤他的名字，也不敢吭声。那天半夜，恰好有一支红军队伍从那里路过，他便跟着走了。

二伯跟着红军钻梢林、爬山梁，北上南下，在照金周边方圆百里的山区打游击，好几次险些丢了性命。后来，根据组织安排，他复员回了自己的小山村，当了一辈子农民。有人对二伯说，你要是多扛几年枪，革命到底，现在可不一样，你有些吃亏，难道就没有后悔过？二伯说，我的许多战友都牺牲在了战场，我能活着，就已经很幸运了，我现在儿女成行，吃穿不愁，有啥后悔的？当年我们“闹红”，可没想着当官，只是盼着能过上现在这样的好日子。

二伯一辈子都爱军装。我当兵后，每次探亲回家，去宜君看望二伯，他都要求我穿上军装。他说，现在的军装比他们那时讲究，穿着很阔气。后来，我送给他一件军大衣、一双大头鞋，他很喜欢，一到冬天都会穿上，在村里走来走去，很是得意，经常对人说，我侄子是军官，这是他送我的。

二伯每次见到我，不管聊什么，最后总会绕到他当年“闹红”的事情上来。他年龄大了，许多家务事讲得颠三倒四，但“闹红”的事情却丝毫不乱，讲得头头是道。我都默默地记在心里。

因为二伯的缘故，我开始研究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历史。每次回老家探亲，我都会挤时间到照金、南梁、陕北一带考察当年的战场环境，搜集历史资料和民间“闹红”故事。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想请人撰写一部有关这段历史的长篇小说，陈忠实老师推荐了我，说党益民出生在那一带，对那段历史研究了很多年，又获得过鲁迅文学奖，应该能写好这部书。我接受了这一任务。当时我正在国防大学进修，白天上课，晚上写作，一年时间便拿出了初稿，又历经两年四次修改，《根据地》在2015年出版发行。

但是那时，二伯已经去世好几年了。

这些年，尽管我在高原戍边，但利用探亲休假的机会，先后去过照金十几次，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。1932年，红军进入照金地区，创建了西北第一块革命根据地。照金地处关中与陕北交界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红军作战机动性很强。雄踞子午岭南段的薛家寨，是当年红军的指挥部；半山腰的4个天然岩洞，是红军医院、修械所、被服厂与边区特委驻地。我第一次登上山势险峻、孤悬半空的薛家寨，看到狭小逼仄、难以抵挡寒风冷雨的岩洞，很难想象红军当年是如何生存下来的。就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，以刘志丹、谢子长、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，面对敌人“围剿”、队伍失散等挫折失败，坚持真理，宁死不屈，为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扩大做出了不懈努力和巨大牺牲。在国民党军队进攻薛家寨的危难时刻，红军浴血战斗，数名女红军弹尽路绝，纵身跳下百丈悬崖。女红军同凤云挂在半山腰的树枝上，幸存了下来。她摔伤了腰，终身站不直，走路只能侧身挪步，但她性格刚硬，不忘红军本色，精神屹立不倒。照金的失陷，使得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领导人周冬至、王万亮、王满堂等人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。红军用鲜血和生命，在这片根据地上矗立起“照金精神”的灵魂：“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，顽强斗争的英雄气概，扎根群众的工作作风”。后来，红军在众多国民党军队的围攻下，被迫北移南梁，转战陕北，将陕甘边苏区连成一片，使得这片根据地，最终成为各路红军长征的“落脚点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