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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斌（左三）在给研究生上课。

昆明理工大学供图

人物小传

杨斌，1965年5月生，云南元谋人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昆明理工大学校长。从事有色金属冶金科教工作30余年，主持建设我国首批、高校首个国家工程实验室，推动10余种稀有金属生产技术迭代升级，致力于保障我国战略性关键金属供给安全。技术成果在国内外180余家企业应用，让中国真空冶金实现从跟跑到领跑。曾获国家科学技术奖二等奖3项，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、“云岭楷模”、兴滇人才奖等荣誉称号。

虽值暑假，昆明理工大学真空冶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内，科研攻关的节奏却丝毫未减。

高温真空炉腔内，上千摄氏度密闭环境下，含有铁、钨、锡等多种金属的工业尾渣经过真空冶炼分离，科研人员再通过湿法分离技术，使一批高纯度有价金属有序析出。

这是该中心“铁钨锡尾渣中有价金属回收”课题组取得的阶段性成果，通过“真空蒸馏—湿法分离”联合技术，能够实现多类稀贵金属的高效分离与富集，为复杂难处理尾渣的资源化利用、冶金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新的方法。

曾经，中国学者远赴海外学习真空冶金技术，却连工厂的大门都进不去；如今，全球九成以上锡冶炼企业争相用上“中国炉”，真空冶金成套技术落地海内外180余家企业，年产值高达数百亿元。

真空冶金成套技术的主要推动者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昆明理工大学校长杨斌深耕该领域30余年，带领团队突破一系列关键技术，从“坐冷板凳”到走向世界前沿，推动中国真空冶金技术完成从跟跑、并跑到领跑。

“因为难，我才更要留下来”

1987年，杨斌如愿考上昆明工学院（昆明理工大学前身）研究生，师从我国有色金属真空冶金专家戴永年。三年后，毕业在即，却赶上了冶金行业“寒冬期”，不少科研人员下海经商，或转向其他热门领域。

冶金行业举步维艰，真空冶金这条新兴却冷门的赛道更是难以为继：戴永年创立的真空冶金及材料研究所，专职研究人员从几十人走到只剩七八个人。是留下来跟着恩师进行真空冶金研究，还是到企业赚取高薪？杨斌也曾迟疑。

“先别急着做决定。”戴永年把杨斌叫到身边说，“你先去厂里看看吧。”

在传统冶金车间，杨斌一待就是几个月。车间内烟气弥漫，工人们穿着厚重的防护服装操作设备。看着眼前的场景，杨斌身上的责任感油然而生：“如果冶炼过程能在真空中进行，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。”

站在人生岔路口，杨斌有了坚定的答案：“因为难，我才更要留下来！”

真空冶金的原理并不复杂。在密闭的真空环境中加热金属，使其气化，再通过冷凝实现分离，就如同制取蒸馏水一般。真空冶金能避免金属在空气中氧化变质，又能有效去除金属内部的杂质，让金属更纯净、性能更稳定。

但烧水容易，烧金属却困难重重。真空冶金温度需要几百甚至上千摄氏度，设备能否稳定运行？材料能否承受高温？设备能否不泄漏气体？能否实现连续生产？每个问题都是一道门槛。问题的关键，还是要有稳定运行的冶炼装备作为支撑。而在上世纪90年代，团队研发的装备频频“罢工”，三天两头就要停机检修。

有没有经验可以借鉴？杨斌专程出国进修。在国外，老师给他提供不少资料，杨斌如饥似渴地研读，遇到问题就主动请教。然而，真正使用真空冶金的工厂却不允许杨斌进入，核心技术更是无从触及。

“在实验室试错的次数越多，产业化应用出错的概率就越小”

核心技术买不来也学不到，怎么办？杨斌说：“科研是干出来的！”没有先进的装备，团队就自己设计、安装、调试；没有成熟的参数，就一次次实验；没有现成的经验，就扎根车间一线，与工人同吃同干。

“经验来自哪？试错！”杨斌说，任何一个实验都要经历多次失败，甚至有时候一个实验要经过一两年的试错，才能找到可行的方法，“最后也证明，在实验室试错的次数越多，产业化应用出错的概率就越小。”

千锤百炼下，团队终于啃下真空冶金装备这块“硬骨头”。耐高温、耐腐蚀、连续化生产、大型化设备……一系列“卡脖子”难题被一一攻克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真空冶金关键技术和核心装备由此诞生。冶金炉的处理能力随之跃升。

跨越并未止步。某公司提出建设每天50吨物料的大型真空装备。此前，世界同行业尚无先例。面对这一“无人区”，杨斌团队再次迎难而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