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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出版的部分文学作品

不知不觉间，21世纪已走过四分之一的历程。行进在中国新文学的延长线上，新世纪文学的物理时间，正接近并终将超越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时间跨度。新世纪文学尤其是新时代文学所形成的新传统与新经验，正形塑着当下与未来的文学格局、文学走向。

回顾过去的2024年，中国文坛留给我们无数难忘记忆：山乡巨变创作热度不减，“素人写作”引发情感共鸣，文学借助影视频频出圈，AI给创作与翻译带来机遇挑战，文学期刊主动“寻亲”拥抱读者，网络文学持续“出海”圈粉世界……展望未来，文学的表现空间更辽阔，受众更多元，创作主体更多样，写就中国故事的生生不息。

力作佳作致广大而尽精微

不久前，柳青佚作《在旷野里》获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这部尘封70多年的作品于2024年《人民文学》第一期刊出后，引发文坛广泛关注。《在旷野里》创作于1953年3月至10月，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。当时，柳青落户陕西省长安县，尚未开始写作农业合作化题材的《创业史》，他关注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基层社会治理和干部工作作风转变的问题。《人民文学》时隔多年重磅推出《在旷野里》，意在重审柳青的文学遗产，为当下作家提供关于现实经验与文学书写、深入生活与主体意识的启示。

如何写好切近的历史、当下的故事，历来是文学创作的难题。我们看到，作家们深挖一地一域社会变迁，反映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作品，勾勒出当代中国山乡巨变的斑斓画卷。刘庆邦的《花灯调》聚焦贵州高海拔贫困山区高远村的脱贫之路，塑造了一位女性驻村干部的鲜活形象。老藤的《草木志》从《诗经》比兴传统中得到灵感，用34种植物命名章节，以草木喻人书写乡村变迁。忽培元的《同舟》抓住“舟”这个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象征性意象，探索活化农耕文明的经验，重建知识分子与乡村的血肉联系。如何打量与审视乡土根性，如何想象乡村走向现代的方式，依然是未来一段时间内，作家们绕不开的课题。

重述历史是我们确认来路的方式，亦是文学创作的重要面向。张炜的《去老万玉家》、麦家的《人间信》、彭学明的《爹》、津子围的《大辽河》、达真的《家园》等作品不约而同从个体经验出发，或以家族为单位，或浇筑出一个精神主体，或以虚构与非虚构交织的“我”为主角，打捞沉潜于胶东半岛、富春江畔、湘西大地、辽河两岸、康巴藏区的地方历史，体大思精，瑰丽多姿，修复了今时与往日的时空断裂，给予我们凝视中华文明丰富性的契机。王安忆、叶兆言两位文坛老将推出的《儿女风云录》《璩家花园》，亦将时代风云融化在一条弄堂的烟火，一座花园的兴废中，深化了以日常向度看取历史的写作方式。

此外，邱华栋的《空城纪》、陈继明的《敦煌》等作品将目光投向西域，探索边地叙事新路径，深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刘醒龙的《听漏》、张欣的《如风似璧》等作品自觉融入传统文化，前者以“两周重器”研究展开当下生活，借物打开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，后者的书名从吴式太极拳“如封似闭”的招式衍化而来，隐喻女性主人公的精神韧性。正如学者张光芒所说，“新时代长篇小说作家逐步地在器物、技艺以及道统的彼此晕染中，打开了重构传统文化的文学地图，而这在叙事学意义上又进一步地表现为以物证史、纳技入史以及执古御今三个具体层面。”可以想见，传统文化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将更为复杂、深邃、多变。

能否给读者带来陌生化的审美经验，激活受众的艺术感知力，是作品文学性的决定性因素。格非的《登春台》以交叉视角分别讲述4个主人公的故事，用个体的欲望与命运组成了一组深具“关联性”的时代镜像。张楚的《云落》是一部令文坛惊喜之作，小说用工笔细描的笔法完成了对县域历史的精致重构，是当代中国的一个文学样本。李修文的《猛虎下山》将自然界的老虎变形为口中之虎、心中之虎，在离奇幽默的故事中给人“含泪的笑”。鬼子的《买话》是对固有乡土叙事的一次突围，在“未老莫还乡，还乡须断肠”套路的反写中，重新发现人与故乡的悖谬关系。吕新的《深山》拷问传统生活习惯的惯性，用先锋意识为无名的村庄赋形。王十月的《不舍昼夜》在现实主义表达中融入现代派技法，赋予情节人物客观真实之外的情绪真实。此外，许言午的《扬兮镇诗篇》、索文的《浮粱店》等作品则在叙述技法层面颇有可圈可点之处。随着类型文学、科幻文学、网络文学乃至新媒体文学与传统纯文学之间的互渗进一步加深，未来文学的角逐将愈发倚重作家的想象力和巧思。

普通人被文学微光照亮